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北京4月10日电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要素赋能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需要发挥新型生产方式对推进新质生产力的作用，用高质量发展成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新质生产力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增添知识产权新内涵、为强国建设夯实根基、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几个方面。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思路与对策是：自主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高等教育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储备，高水平安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适宜环境，法治现代化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扩展期刊、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改革与战略》，2024年第5期发表宋才发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论文。《改革与战略》编辑部主任周玉林，总编辑王政武，副总编吴晓霞，吴晓霞任论文责任编辑。

标准参考文献：宋才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J].改革与战略,2024(5):21-30+2.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

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宋才发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使命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剖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更是对传统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的突破创新。习近平在这里不仅阐释了党在新时代新阶段面临的中心任务、首要任务是什么？而且讲清楚了应当以什么样的途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路径发展的大问题。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研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以新质生产力为标志的高质量发展。本文拟就如何用中国式现代化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问题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大家。

一、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一）以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要素赋能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以“创新、高效、节能、环保、高附加值”为标志的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注重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新时代用“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经济社会发展质态变革的实质，说到底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做到在一些关键性核心技术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起码要有条件和能力解决外国“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不能长期困扰在严重受制于人的“关键性短板”之中。只有百折不挠地做好做活“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这篇大文章，尤其是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过程，才能有效促使生产要素禀赋变革，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核心。未来一定要从我国科技创新的实际出发，彻底纠正和解决现实存在的某些“脱实向虚”的结构性矛盾，遵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避免产生和出现不应有的“虚高”现象，我国历史上搞“大跃进”强行提升工业化的教训不能忘。“质变”和“量变”原本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旦离开抑或失去了质的内在规定性，量的扩展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我国有关政府机关需要进一步增强产品质量意识，彻底告别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说事儿”的旧习惯、坏毛病，自觉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快速增长，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另一个方面分析，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有限的发展中大国里，还必须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需求，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其实党和政府推动国民经济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并不是不讲速度、不要效率和效益。无论如何量的合理增长毕竟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这里突出强调的是要在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上，实现高效益、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和较快的规模增长、速度增长。即是说我国当下的提质增效工作，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注重“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双管齐下，共同驱使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通过“补短板”实现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又要守住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在某些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的开拓者和领跑者。在人类社会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前提下，由于处在“无人区”的科技创新具有更加突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当世界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结构迭代动能转换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就使得我国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某些领域率先实现赶超或突破。

（二）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李强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项工作位列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近来国家之所以反复强调并不断出台“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办法和执行标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支持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废弃产品回收循环利用，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可以预见，全国大规模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将不仅有利于激发当前消费市场活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且有助于推动融合新技术、新设计、新功能的耐用消费品快速进入消费市场，实现消费结构升级换代与消费品质提升。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先进生产力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强调，生产力里面包含着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个基本要素，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社会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论述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思想理念已经渗透、融入到各个生产力要素之中。生产力的本质是由最稀缺资源要素的性质决定的，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快，生产力发展主要依赖物质消耗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凸显，生产力的本质正在由传统的“物质变换”向“技术创新”方向拓展和延伸。新质生产力从“新”“质”“力”三个维度，适应并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内在需求，突出体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特点和新起点，有助于在促进效率变革中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实能够有效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数字技术是数字时代驱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变革不亚于一场革命。因为数字技术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正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和创造性成果。可以说我国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和基本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而在当下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是率先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我国在方兴未艾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务必使出浑身解数抢占发展的制高点，构造新一轮科技创新的竞争新优势，加强和实现我国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面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稳健发展的重要内容，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贯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反应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总体要求，能够有力地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升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瞄准全球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我国数字技术薄弱环节，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实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发挥新型生产方式对推进新质生产力的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与数字化生产要素相适应的生产力的质的跃迁。新质生产力是因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质的提升，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价值和突出特点，是数字化赋能整体提高全部生产要素的内在价值，为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数字技能不断提升，大数据、芯片等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成为重要劳动对象；数字化赋能系统优化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系统的发展逻辑，充分体现新型生产方式对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彻底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必须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提高创新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有效解决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层次偏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不断优化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尤其要以创新为动力，坚持以质量和效率为中心，发挥新型生产方式对新质生产力的推进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代表着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和发展方向，能够促进和带动各类生产企业、生产行业和服务行业，创造更高的商品生产效益和流通效率，是新时代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更好地发挥新型生产方式对新质生产力的推进作用，就需要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重点保障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有序实施、协调运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持续的人力资本支撑。当下尤其要加强国内人才制度环境建设，为国内外科技创新人才搭建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的平台。

（四）用高质量发展成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新发展阶段的主题和主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愿望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最根本的就是要遵循和贯彻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原则，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和表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粗放、质量和效率不高，产品供给质量不够高、供给结构不够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动力，推动人均收入水平实现新突破。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提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真正的幸福美好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内在一致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是由生产力推动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在劳动过程、实践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在未来的现代化实践中对美好生活的创造，不是一般性地要求提升人的素质、能力，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素质、能力对象化，切实“改变世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必须把它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当中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和动力，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质量的提升，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现代化。在新时代新阶段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需要通过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保障体系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体系，要充分认识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社会保障的作用和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初步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由于社会保障是一个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制度体系，因而习近平2022年“两会”期间提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增强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产业形态和产业范畴即使出现变化，但是就为满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以及奠定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而言，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新质生产力并非凭空产生，它是以传统生产力为基础的“跃迁”，是以传统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功能和作用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始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如果要把农村与城市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尽管农村已经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但是农村农民的现代化与城市的现代化几乎就没有基本的可比性。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和基本状况依然十分落后，如种子等农业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非常薄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因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所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强调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2024年中央1号文件中规划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将乡村全面振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核在于以农业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线，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等手段，提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农业要素优化组合而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加快推进农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使我国进入全球农业强国的第一方阵，必须突破禀赋约束走农业绿色高效发展之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稳定农产品安全供给，加强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服务农业强国建设目标。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最新质态，有助于推动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新质生产力促进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强基赋能，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找准乡村全面振兴和乡村社会全面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应当通过实施乡村全面振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乡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绿色经济等，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新时代新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新的历史任务，即实体经济如何通过高质量发展适应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目标任务。实体经济要想满足日益增加的消费群体的美好生活诉求，必须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中国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并呈现逐渐升高态势，这就为扩大内需奠定了坚实基础。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此，就要加强科技与乡村经济的深度融合，围绕市场主体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着力引导中小微型企业创新发展，形成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融通联动。只有坚持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走以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才能确保乡村实体经济稳步发展，为群众提供更多优质健康的生态产品，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韧性和产业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优秀的劳动者能正确认识自然的价值，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科学的认知，新质劳动者必然带动传统劳动力向高素质方向发展，推动乡村人才整体素质提升和结构优化。高质量劳动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未来必须大力培育和引入新质劳动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譬如，提升劳动者整体的绿色素养，在全社会形成绿色风尚，优质的绿色劳动者必然带来和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劳动力的培育和引入，不仅能够使乡村人才队伍更加多元且专业化，同时为乡村社区注入更为广泛的知识与技能资源。这些新型人才不仅具备丰富的农业科技背景，还具备适应信息时代需求的数字化技能和对创新与持续改进的强烈追求，为农村注入新的人力资本活力，推动乡村人才整体素质提升和结构优化，进而提升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才基础。新质劳动力能够快速适应农业发展的多元化模式，使用新技术加快推进乡村产业链的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新质劳动力的数字化技能和创新精神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促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现代农业模式的广泛应用，提升农村整体竞争力。并且通过参与社区文化、教育、社会服务等，丰富乡村社会资源有助于塑造更为开放、创新的乡村社区氛围。

（二）新质生产力增添知识产权新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基础研究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世界各国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尺，是提升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引擎，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加强基础研究是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也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活水。基础研究是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关键支撑，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钥匙，是构建科技事业大厦的基石。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可以起到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更新换代，帮助现代制造业克服发展进程中的短板和某些困境。以数字经济为内核和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具有颠覆性创新的特征和功能。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数据和数字技术，其中的“数据”要素是指经过智能化加工的劳动资料，以智能化技术为基础的机器体系，摧毁了传统生产车间内部基于零配件和流水线的单一产品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效应得到极大的释放。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人才集聚效应和人才高地作用，充分认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积极建构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创新源。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围绕通用技术的扩散过程形成互补性投资，依托规模经济进一步释放部门协同效应、诱发产业间需求形成自激式增长，最终增进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数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后的余值；或者说因更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的额外增长，通常表现为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和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取决于“技术”因素即科技的进步程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即经济制度的调整能力，因为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会形成激励和保障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供给对需求的满足程度，科技创新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在于增添知识产权的新内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有赖于创新成果的转化。应当坚持将成果转化作为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链接点，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协同机制，打通“研究-开发-应用-推广”过程中的主要堵点。在创新成果的评价体系中，要凸显转化程度和应用效果的份额，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服务水平。我国要在科技领域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竭尽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把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变革的不竭动力，作为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支撑，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塑造经济现代化的新动能新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以重大技术突破或重要社会需求为基础，具有技术含量高、创新状态活跃、应用前景广阔等特质，是对经济社会全局起到重大引领和前瞻布局带动作用的新兴产业。要想赢得在国际发展中的战略主动权，就必须充分发挥我国知识产权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为自主研发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且体现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上，这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新质生产力为强国建设夯实根基

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是夯实强国之基的重要路径选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目标，要害在于科学认识和深刻理解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维持经济运行的中高速水平增长动力机制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是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GDP水平从2020年1.05万美元，按照202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增长到2035年的2.2万美元左右 。即是说维持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和出路，就在于发挥好新质生产力的突破性功能作用，使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内需支撑和创新驱动双重支撑的良好状态，走稳走实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利于加快提升国家竞争能力，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保持一定的经济总量增速，而且强调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于科技进步，随着传统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必须深刻认识新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促使新质生产力发挥带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的深层次变革。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是现代化的关键。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仅是衡量经济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影响和制约中国式现代化整体进程的关键要素。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在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中，事实上起着基础性、带动性作用。劳动资料是划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未来需要以创新突破实现生态产品的“新质”，需要以更高科技含量的新技术、新模式为之注入新动能。譬如，利用绿色低碳技术降碳减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等等。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牢物质根基、提供支撑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一个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过程。诚如习近平所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这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新兴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力的结合与发展，催生出更能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驱动，更加讲求高质量发展，更加适应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强国建设夯实根基。《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全面提高我国质量总体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指明了方向。标准是衡量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的关键标尺，是引导质量提升的标杆。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意味着符合较高的质量标准，高的质量标准需要有好的标准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四）新质生产力是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新时代新阶段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实、走好推动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关键性战略举措，也是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必然举措。数字技术赋能生活以及创新场景应用，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要用知识产权赋能数字经济，用知识产权为数字经济腾飞插上“翅膀”。数字业态的形成是数字经济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知识产权的重要功能是对业态资源的配置产生导向作用，实现知识产权赋能数字业态资源创新，就要将知识产权作为新业态资源的创造者，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效率为主的创新。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数据要成为数字资产必须依法确权，只有在其资产地位得到产权界定的前提下，才能不断激励高水平的资产创新。因而科学规范有序运行的高品质创新环境，来自于对知识产权强有力司法保护和制度保障，实现知识产权赋能数字生态环境创新。习近平在2014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强调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以数字技术为标志的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粹。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聚焦高质量发展短板弱项，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因而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标志，从理论上确立了我国生产力快速量变中正在发生部分质变的“新质”的基本样态。数字经济通常是由数字技术、数字化平台和数据要素三大基本模块构成。其中，数字技术构成了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数字化平台是数字经济运行的主要载体，而联通得以实现所需要的信息传输载体以及融合能够完成所依赖的联结纽带就是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是实现数字经济目标的工具或手段，数字技术越先进，其应用也就越广泛、越深入，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就越高。我国前沿产业技术已进入“无人区”，部分领域已经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向未来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新质生产力生成与进化的过程，新质生产力就是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兴产业和战略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基础，能够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下和未来需要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需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持续迭代优化中共同推动。

三、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自主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构建新发展格局须臾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只有实现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才能真正掌握竞争与发展的主动权，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要加快形成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就需要增强知识产权发展的能动性，提升知识产权保障的法治能力，树立高标准保护意识，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保护力度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内外评价不尽一致的问题。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的技术成果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集中涌现、相互赋能和加速应用，正在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迭代形成新质生产力。科学技术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等交叉融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人为本”，坚持系统布局和问题导向，坚持全球视野和战略统筹，全面释放创新驱动发展新动能，是当下和未来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安全之基、强盛之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迫切需要发展高水平创新型经济和富有活力的知识型社会，支撑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实力决定着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力量对比的变化，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真正掌握国际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执政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新发展理念以全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全面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为系统制定新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制定实施一系列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引，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新的实质性飞跃提供了根本遵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是决定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能力。只有以新发展理念为衡量标准，才能进一步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各个战略重点目标的顺利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跃升，都以一系列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为先导。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要求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围绕创新驱动推进体制机制变革，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新型举国体制和新的科技体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高等教育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知识体系发展和创新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传承和积淀。新质生产力是强调发挥新科技重要作用的生产力，这就必然要倒逼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产性企业等供给高水平科技人才、研发高科技产品、生产高质量产品。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充分反映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迫切需要同向聚力服务新发展格局。高等院校是高级专门人才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要培养机构，拥有系统全面的教学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在培育学人方面发挥着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教学体系是知识体系发展和创新的基础，高校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之一，能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后备军。与此相适应的高等院校“智库”建设，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着眼为改革发展聚智聚力而作出的重大部署。人才是新型智库建设的第一资源，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高等院校要充分发挥自身高层次人才聚集的优势，建设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研究人员和管理队伍，产出一批具有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是智库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创造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品牌的途径和方式。2022年4月《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高等院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必须走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前列。2023年2月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确立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体制机制和新发展目标。明确近期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法学院校区域布局与学科专业布局更加均衡，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更加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重点领域人才短板加快补齐，法学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能力持续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更加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明确长远目标是到2035年“建成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法学院校，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专家学者，持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内容科学、结构合理、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习近平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强调，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对于全国各级各类大学设立的法学院法学教育来说，必须始终坚持“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教育教学原则，既要给广大青年学生扎实打牢法学知识功底，又要加强道德养成、培养法治精神。

（三）高水平安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适宜环境

国家安全是人民幸福安康和国家强盛的基本要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高水平安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在发展中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出了问题，也会影响甚至中断发展进程。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我国更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推动各方面制度有机衔接、系统集成，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面对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我国必须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突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国防安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为此，就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只有始终不渝地把握好安全发展这条不可动摇的底线，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高水平的安全保障。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水平和质量，需要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对内要依托强大的生产能力保证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对外要凭借中国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更好地应对、防范和化解外来冲击，不断运用高质量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必须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存在的“卡脖子”问题，需要对重点行业产业链、供应链进行系统梳理，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四）法治现代化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科技和法律在本质上是相通相融的，科学技术从事实层面决定着我们能够干什么、怎么干；法律制度则从规范层面决定我们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科技创新一直是法律发展的不竭动力，新质生产力向法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这种挑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现有法律施加给行为人的种种限制、重构现有法律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打破现有法律试图维系的利益平衡等等。譬如，知识产权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知识产权可以赋能和整合其他生产要素，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直接的推动作用，高质量发展亟待新质生产力的强劲推动和有力支撑。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代表的是国家对制度背后利益所作选择的最高意志。任何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都不应当仅被看作是侵害知识产权人个人权利的行为，而应当被视为侵害知识产权法背后保护创新者整体利益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对知识产权侵害行为的制止，保护的不仅只是个人私利，还有其背后所代表的整体性创新者利益和国家利益。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事关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保护创新就是服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法院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任务，2014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正式运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实施高水平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建设工程”“完善上诉审理机制”，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健全和完善。未来要以审判理念现代化引领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法治之力支撑和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承担着保护激励科技创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神圣职责，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时代要求，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办理了一大批体现能动司法理念的典型案例，努力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寻求最佳争议解决方案，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标本兼治。当下尤其要通过每一个振聋发聩的具体案件，推动加快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依法支持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激发科研内生动力；要加强科技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引导和加强对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要加强知识产权平等保护与国际合作，就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作出更多在国际上具有引领性的司法裁判，用生动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案例、事例，彰显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更强吸引力。积极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等公正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在推进法学新兴学科发展促进传统学科转型升级方面，迫切需要推动法学传统学科的知识扩容、内涵升华，增强这些学科对法治实践的解释力、辐射力、穿透力；在增强自主性、原创性、时代性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学科内部各种理论的贯通融合，构建起一个体现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法学理论体系，以法治现代化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